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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随着不断兴起的各种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日益明显且作用突出的普遍创新现象使得经济学家无法继续对技术变迁这类问题保持漠视，理论界重新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给予了关注，由此促进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系统研究，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
从研究内容上看，新熊彼特主义把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代表人物是门施等；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代表人物是弗里曼、纳尔逊等。前者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后者更注重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两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分析研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两者都是针对创新这一核心主题。二者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它们存在于相互支持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网络之中。在这种关系网络中，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提供激励和秩序，技术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基础和工具。纯粹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所截取的往往只是完整关系之中的某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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