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庸》究竟是不是述圣来自子思子的作品,其实是有争议的。
正方: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
主要论据为司马迁的《史记》:“子才思作《中庸》”。
汉代大儒郑玄、唐代大儒孔颖达都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如孔颖达《礼记正义》: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其后的程颢、程颐、朱熹都对这种说法没有异议360问答。
反方:认为《中庸》作者未必是子思子。
这个说法自欧阳修始,他曾说:
《中庸》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尝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尝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与?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以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与?
欧阳修认为,《中庸》讲述的道理,圣人尚且都做不到,那岂不是“虚言高论电续种亚斯服北由映”吗?这样的著作,怎么能是孔子后人写出来的呢?因此:
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
而清代学者袁枚更在《小仓山房尺牍》中考证道:
《论语》、《孟子》言出皆泰山,以其在邹鲁也。《中庸》独曰本:载华岳而不重。子思足迹未尝入秦,疑此是西京人语。
——孔子孟子是邹鲁人,因此举起例子来,都说“泰山”如何如何。而《中庸》的作者举起例子来,偏偏说“华山”。可是,子思子是没到过华山的搞。
更别说《中庸》中极为可疑的一句: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
,行父屋油基哥语同伦。
因此,在学总沿换置重右厂动顾术更为开放的近现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中庸》并非子思子的作品。
比如钱穆先生,在《中庸新义》中就表示,《中庸》应当五众脱料完急上成书在秦汉之际;劳思光先生更认为,《中庸》原是《小戴礼项容超记》的一篇。作者究竟是谁还很难讲。但绝不是子思子。
在这个争论里,逐渐开始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庸》原本就是《论语》的一部分。如郭沂先生在《〈中庸〉成书辨证》中,就提到了这个观点。
郭沂先生曾在《〈论语〉源流再考察》中提出,《论语》的原型也许不是一本书,而是各位弟子的笔记(《中庸配输么谈似环》就是其中一份笔记),是许多本笔记最后汇成了《论语》。这也是导致《论语》有许多版本的原因批子王倒行压质杂先质研。
且不论郭沂先生的猜测是苗普阳田雨草粉示否正确。
我们必须先想想,为什么《中庸》会给学者们这样的联想?
牛应因为《中庸》和《论语》实在是太像,实在有太多相似的句子。我们随便举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流。(《山中庸》)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剧训门选(《论语》)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子曰:吾括值的纸劳攻支吗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千技气胞马义笔即礼,有宋存焉。(《武中庸》)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子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中庸》)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
我们可以看到,《中庸》和《论语》中有一部分是相当相似的句子。即便两本书不是系出同源。也不能排除《中庸》作者创作时直接引用《论语》原文的可能。
因而我们就必须承认一点,《中庸》和《论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中庸》的含金量并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中庸》对儒家思想的再发展,并没有有《孟子》那么深远。
如果说子思子为代表的《中庸》,是对《论语》做出更详细的解释。那孟子所代表的《孟子》,则是扩充了儒家思想的视野,延伸了儒家思想的宽度。
我们常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很多外国人,甚至很多中国人都会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只讲“仁”的,是和善的。这并不全对,因为在中国人的精神里,还一直埋藏着“义”。
这个“义”就是指“正确的事”。
正所谓: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我们读《孟子》,经常会感到畅快淋漓——孟子的慷慨激昂,孟子的急公好义。孟子从不谄媚君王,甚至会当场驳斥君王,不留情面;可孟子也不是愤青,只要君王肯虚心接纳,孟子也是会循循善诱的。
在《孟子》里,我们能看到汉文化独有的“气节”,能看到历史上那些宁折不弯的士大夫。甚至我们能看到“侠义精神”。
如今大家常常说,墨子赤着脚全国到处宣传反对战争,是“侠义”。可在我看来,孟子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也是“侠义”呀。
至少在孟子之前,儒家思想从来没有这么热血沸腾过。
关于孟子之前还写过一个简单的回答,有兴趣可以了解:
如之何:你曾经见过最令人伤感的一句古文是什么?